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却愿意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外，总是值得庆幸的。
*文章选自《清朝最后的120天》（刘江华 著 三联书店2021-5）。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为缓解财政困局，在吁请隆裕太后动用内帑银、勒令亲贵大臣捐饷、发行爱国公债、尝试息借洋款等之外，袁世凯在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还提出了变卖盛京大内和承德避暑山庄两处行宫瓷器的方案。十一月十一日，袁世凯等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卖，以救财政之急：查现在部库一空如洗，议借外款既经绝望、募集公债亦尚需时，特本月各军饷项丝毫无着，倘逾期不发，哗溃立见，可虑殊甚。昨已由臣世凯、臣绍昌（英）电商各督抚设法迅筹协济，惟除有事地方，所余不过数省，且屡经奏请拨款，恐内外艰窘一致，殊难望梅而止渴，讵因无米而停炊。臣等日夜焦思、计无所出，伏念盛京大内及热河行宫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希世奇珍、全球罕觏。昔自列圣留贻，本应敬谨保藏、未敢轻议。奈已至存亡呼吸之际，不能不求权宜应变之方。万不得已，拟请俯念时艰，将此项瓷器赏准发出、变价充饷，或可化无用为有用，稍救目前之急。
关于和袁世凯一起上折奏请者是谁，长期以来有两个版本：《袁世凯全集》、军机处上谕档抄录此奏折时都记为绍昌；十一月十一日的《大清宣统政纪》却说是绍英，“谕内阁，总理大臣、署度支大臣片奏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等语。着照所请”。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绍昌则为弼德院顾问，曾在宣统三年四月成立的“皇族内阁”中任司法大臣，袁世凯九月组阁后改任弼德院顾问——九月十六日吁请释放汪精卫等政治犯的著名奏折，就是由其领衔。如此看来，绍昌应为绍英之误，毕竟缓解财政紧张，是署度支大臣绍英的职责。盛京又称奉天，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顺治元年（1644）顺治皇帝入关迁都北京，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作为后金和大清的都城。清迁都入关后，盛京皇宫虽成为“陪都宫殿”，但因属“龙兴重地”而备受历代帝王重视。在康熙十年（1671）至道光九年（1829）的一百五十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曾先后十次巡幸至此。乾隆在对盛京皇宫进行多次改扩建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来洋洋大观的皇家珍宝于此贮藏，使之成为当时与北京宫苑、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中秋后清帝常由此至木兰围猎，并宴见蒙古王公，以示笼络和羁縻之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最后也病逝于此。咸丰死后，行宫即归热河都统管理。究竟是谁向袁世凯建议变卖大内瓷器，目前已不可考——光宣之际，曾将近二十万件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珍品运送进京。袁世凯等或是受此启发，也未可知。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一人。早在嘉庆年间，内务府（广储司）总管就曾奏请“招商售变圆琢瓷器十五万件，头号高丽纸二十万张，均按上次售变过价值，照例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由此公告的“照例”可知，类似的售卖在嘉庆朝就不止一次。咸丰三年（1853）五六月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下令将宫中三口金钟熔化，制成金条、银条后变卖。根据负责此事的恭亲王奕事后的报告，整个熔铸工作自六月初六日开工，至十二月初七日竣工，统共实得金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七两九钱。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鲜有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袁世凯、绍英此折十一月十一日当天就获隆裕太后批准。按计划，奏折获准后将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承德，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十一月十二日，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据该代表事后给赵尔巽的报告，会见中，袁世凯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计划的同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希望在奉天的赵尔巽大力襄助：“顷同谒袁，惟以款竭为辞，宗旨莫测，奉、热宫存各件，已有旨准售，第在京不易办，能由奉设法否？”据《赵尔巽全宗案卷》，将此消息电告赵尔巽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十一日才获准，十二日一早电报就已发出，由此推知会见在获准当天或次日一早就进行了，袁世凯变卖大内瓷器的急切心情迫切，可见一斑。十一月十七日，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奉天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昨奉大咨，奏准以奉天御用瓷器变价充饷，具见皇上激励军心、不私一物之至意。惟派员估价运京售卖种种不便，拟请改为由奉天集外商趸售。
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他进而提出变卖其他宝物的建议：现已饬员勘估，奉库所存大件无多，亦恐难得多价。此外，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乞钧示。巽。莜。并乞示朱司使。
“莜”为十七日的电报代码。从电报中可知，赵尔巽此时已经派人开始查验盛京大内藏品，而且查验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袁世凯在奏折中所说的瓷器，还包括其他藏品。而电报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表明，此时袁世凯已指定人员（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一起负责盛京大内瓷器的变卖工作。大内瓷器不多，这可能让袁世凯深感失望。但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估计会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赵尔巽积极进行变卖准备，已经开始清点和估值。十一月二十一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三千万元左右：宝物一部，今尚秘不发表。据闻此项宝物为数颇多，至少亦有万件之谱。中有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又有即清国亦不易寻之书籍等，为数亦颇不少；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尤为贵重，合计价值若值三千万元左右。
此电译出时间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末尾有“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一句，可知它是赵尔巽发给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的“外务部交涉司”的。这与十一月十七日赵发给袁世凯相关电报中提到“朱司使”正好吻合。既然是由外务部交涉司负责，既然客户主要为外国人，清廷变卖大内瓷器的消息为外国人所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报纸最近吁请人们注意，通过及时地贱卖在此地宫廷内找到的珠宝、瓷器和古玩，可能得到几百万两。他们已经向一些外国人提出建议，目的在于变卖盛京皇宫内收集的瓷器和古玩，并把这些收入作为皇族侍从和较贫困成员的补助金。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不少外国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宣统三年十二月初，通过法国驻奉天领事贝铎牵线，法国商人李那儿和魏武达都表达了全数购买盛京大内瓷器的意愿。李那儿亲自调查后确认，这批瓷器大约十万三千件，并给出了银四十万两的收购价格：日前法人资本家李那儿由本领事带同，恭谒宫殿、瞻仰各种磁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仓猝之间，未能逐细验看。兹接李君函称，该磁器尽数购买，共给价银四十万两，请转达赵总督。如蒙许可，俟将磁器交到，即在天津付价。魏武达则没有李那儿性急，要赵尔巽提供清单后再开价：日前法人资本家魏武达随本领事恭赴宫殿，遍观诸色磁器。顷接魏君函称，拟将该磁器全数购买，祈转请赵总督将磁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酌核给价。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等对这批瓷器等藏品的估价是三千万元，而法国商人只肯给四十万两（当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约为1∶1.2—1∶1.5，照此推算不超过六十万元）。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复电拒绝，“李君所开磁器价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敬请转致”。不过，“生意不成仁义在”，尽管没有同意李那儿的开价，但赵尔巽还是将盛京大内藏品清单分送两位法商。或许，赵尔巽此举是为了让法商进一步明白这批藏品的价值。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经孙中山推荐，袁世凯于2月15日被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令人意外的是，刚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盛京大内这批藏品的下落——2月16日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告知赵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2月16日为腊月二十九，马上就要到中国一年中最为隆重的春节，袁世凯为何要在此时追问盛京大内藏品的情况？《孙中山全集》显示，孙中山过问大内瓷器变卖的电文于2月15日发出，标注为“万急”。在电文中，孙中山告诉袁世凯：闻奉天行宫所藏器物，由私人订卖与外国，价值甚巨。按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私卖。特此奉告，请严饬禁阻。
袁世凯收到后，赶忙于2月16日回电告知将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查禁。与此同时，他还在当天下午一点十五分发电报向赵尔巽询问：“风闻奉天所藏行宫器物有由私人订卖与外人之说，此事关系甚巨，究竟有无其事，请饬查明速复。”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也不敢怠慢，于当晚七点十一分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此何等事，安有私人敢主？外人从何至受？”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这“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至私人是谁，祈密示便查”。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必追究了，“前有所闻，特以奉询。既无此事，不必再究，凯。卅。”袁世凯的这封电报旁，还标注了“宣统四年正月初一日下午十一点五十分，北京来电”。这表明，正月初一，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袁世凯依然放不下此事。孙中山的过问、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盛京大内瓷器的变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希望赵尔巽能留几件上好瓷器给即将调驻意大利的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顷接前驻日本钦使、调驻义国美钦使欧布贲君来函，念悉东三省拟将皇宫宝器变价，请代达：售物若有磁器，希让出上好者二三件，恳乞代为酌购云云。兹特函贵督分心格外转饬检留示复为荷。
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贲的胃口要小得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对方，变卖大内藏品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即请贵总领事代为转达为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赵尔巽全宗案卷》说明，尽管变卖大内瓷器最初是袁世凯所动议的，孙中山过问后他紧急叫停也有些“贼喊捉贼”的意味，但简单而武断地将袁世凯定为大内瓷器盗卖者，并不准确——因为这批瓷器终究没有出售。1913年3月，清帝逊位已有一年多，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调任热河都统。为解决军队用房紧张等问题，他于5月10日向袁世凯呈文，请求修葺整顿承德避暑山庄部分房屋，作为热河都统公署办公室及驻军用房。熊希龄在呈文中说，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的物品，在光绪和宣统年间，已将珍贵物品十八万件运送入京，余下的都是不太重要的东西，“现在派员彻底清查，分别编次，装箱存库，将来或归皇室，或归内务部，均拟将瓷、玉各件运送入京，书籍工艺等项留备陈列，作图书馆及工艺陈列所之用”。袁世凯于当日批复同意，“据呈已悉，交院部查核办理”。很快，熊希龄于当年7月进京出任内阁总理。朱启钤在内阁中被提名为内务部总长。热爱传统文化的朱启钤，因担心盛京大内、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散佚，上任后便推动清点两处文物、运归京师的工作。1913年10月，民国政府内务部派杨乃庚等会同清皇室内务府人员文绮、曾广龄等前往承德，办理文物进京事宜。因热河“三十六景”散在各处，便首先在承德设立“起运陈设处”，将热河行宫及各园林陈设品、文物集中后再运往北京。在热河都统姜桂题的协助下，这批文物由承德经滦河水路运到滦州（今河北唐山滦州市），再转乘火车进京——从1913年11月18日至1914年10月28日，费时近一年，分七次将1949箱又1877件共计119500余件家具、陈设、铜器、玉器、书画、钟表、毡毯及其他杂物（其中还包括43只活鹿）运到北京。盛京大内藏品方面，1914年1月，内务部派治格等会同内务府人员曾广龄等往奉天，在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协助下，从1月23日至3月24日，分六次将1201箱共114600余件铜器、瓷器、书画、珠宝、文房用品等运到北京。因有承德运送的经验，且专门带了北京奇宝斋古玩铺的十名工人一起前往负责包装古物，故此行相对顺利。根据清室优待条件，这些藏品为逊清皇室私产。因有光绪年间承德避暑山庄藏品运送进京时频遭盗卖的前车之鉴，在清点藏品的同时，熊希龄就向袁世凯提出了由民国政府折价买下的建议：“但此项物品一旦解京，于清室全无补益，徒饱内务府人员之私囊。前光绪末叶，仅瓷器一项解京者有二十万件之多，乃解员尚未返热而物品已陈列于厂肆矣，此明证也。不如将原库瓷、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于鉴赏者核实估价，再行酌送公债票于清帝，买归民国所有，以示优待皇室之意。似此一转移间实为两得其利。”于是，这批藏品抵京后，由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双方“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曾任逊帝溥仪英文老师的庄士敦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根据1914年9月11日签署的一份协议，二十多万件藏品折价4066047元，除去逊清皇室挑出的部分，民国应付3511476元，“由于财力紧缺，民国政府不能当即支付购买款项，这些宝藏暂被当作民国借自皇室的债款，直到民国财力允许彻底支付时为止”。
盛京大内藏品，当年赵尔巽的估价就为三千万元。如今，加上承德避暑山庄的藏品，估价才四百万元！应该说，估价并非实际价格的体现。庄士敦就透露，“有些物品由于是无价之宝和稀世珍品而无法估计”，并认为，“从热河和沈阳运来的宝物无疑是贵重的（我有理由认为，官方的估价极低）”。为了保管两地运来的二十多万件珍贵文物，经内务部呈请，民国政府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的二十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基，新建了宝蕴楼，作为库房保存这些珍品。1914年，内务部成立古物陈列所，由民国内务部和逊清皇室内务府派员，共同管理这批藏品。之后，在武英殿、文华殿两座宫殿开辟展室并部分向公众开放。鲁迅就曾携友前往参观，并在1914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与许仲南、季巿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骨董店耳。”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由于故宫博物院隶属国务院，而古物研究所隶属于内务部；且当时故宫博物院从神武门到乾清门的范围与位于武英殿、文华殿一带的古物陈列所并不接界，因此二者之间往来甚少。1930年，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领衔的十名故宫博物院理事联名提出《完整故宫保管办法》，并经行政院第91次会议批准，将中华门至保和殿原属古物陈列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部分，全部交由故宫博物院接收管理；与此同时，决定将古物陈列所来自盛京大内的文物归还沈阳故宫，“这无疑是在向当时北平实权人物张学良示好”。至于其他文物，行政院会议决定先由故宫博物院挑选配置旧藏，剩下的将来运往南京筹建新的博物院。但接踵而至的日本侵华延缓了故宫与古物陈列所的合并进程，也延缓了奉天、承德两处运来的文物的交接。2006年沈阳故宫建院八十周年之际首度公开的档案显示，盛京皇宫被外运的十一万件文物中，唯一复还的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这还是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以及张学良、张作霖等努力的结果。两书的复还当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的一大喜事。1932—1933年，和故宫南迁的大潮一道，古物陈列所南迁和西迁古物共5415箱，共计111549件。北平被日本占领期间，古物陈列所的主要管理人员失节附逆、投靠日本。于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做出决议——“古物陈列所房屋及其留北平之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至于古物陈列所西迁和南迁的文物，在抗战胜利后全部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挑选852箱精品运往台湾，其余的，则成为今日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今天南京博物院网站关于院史的介绍中，还有“1933年10月，按照中央政治会议377次会议决定，接收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1933年2月南迁，原藏清朝奉天、热河行宫的宫廷文物，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基本藏品”之语。由上我们得知：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却愿意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外，总是值得庆幸的。武昌起义后，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清廷可谓多管齐下：下拨内帑银、发行爱国公债、向亲贵勒捐、向地方政府借款、变卖大内瓷器、息借洋款等。变卖大内瓷器未果、息借洋款基本未成暂可忽略不计外——其他各项，加上隆裕太后内帑银等1000多万元，不完全统计，清廷筹集到的资金应该在2000万元左右。这些款项，为何都没能帮助清廷度过武昌起义后的财政危机呢？前引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1912年4月27日的一份报告指出，据其估算：宣统三年，全国财政赤字高达2.6亿元，而外债总计达20亿元。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2.6亿元的赤字和20亿元的债务面前，所筹的2000万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清朝最后的120天
刘江华 著
ISBN: 9787108069740 定价: 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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